禹海君

中央三令五申严禁公款旅游，相应的督查监管也越来越严厉。然而，在现实生活中公款旅游却屡禁不止，而且为了规避检查、便于通过审核，一些公款旅游往往以“变装”的形式出现，手法越来越隐秘。仅仅在不到一年时间里，已有多起新型公款旅游事件被曝光，而其形式之多变不禁让人咋舌。（5月22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公款旅游与公款吃喝、公车私用备受诟病，但又屡禁不止。尽管上至中央、下到地方都出台了相应的规定，制度上有一套较为严格的程序规范：设置了事前审批、事后报销、审计等环节。可在一些地方却是，监管程序形同虚设，各种变相出游轮番上演。

在政策的“高压线”下，一些地方干部通过“遁形”、“马甲”、“匿名”公款旅游，某种程度上暴露出当前监管的无力。因此，有必要找寻根治“公款旅游”顽症的良药。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，当前不少规定、禁令都只强调限制出游对象、次数、时间、国别，强化上级机关对出游的监管，却始终没有触及到最关键的要素——钱。

根治“公款出游”所面临的困境与公款吃喝、公车私用并无二致。归根结底，都是因为“钱袋子”没有受到强力的监督。财政预算环节，尽管相关部门迫于压力公开，但很多选择模糊处理；决算环节，又往往是粗线条、抽象描述，使公众无从监督；此外，预算外收入、财政专项资金大量存在，内部监督存在空白。

在疲软的财政监督体制下，难怪一些人敢于践踏各种“高压线”，通过隐秘的手段挥霍公共财政。外部监督“使不上劲”，内部监督又往往如“睁眼瞎”，上级主管部门只负责审批，其他部门即使有事后审查，也大都流于形式，这就给他们“变装”留下了漏洞。事实证明，多数变相“公款旅游”事件的曝光都源于媒体的披露，而非上级部门的调查。

因此，根治“公款旅游”顽症，最为可靠的办法就是釜底抽薪，抓紧财政的“钱袋子”。这就需要加快公共财政的改革，通过刚性的约束倒逼预算、决算的彻底公开，以此加强对公共财政的监督和约束；同时，应加强对公共财政使用的审计和披露，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，强化责任追究，如推动“公款旅游”入刑等等。